【纸币历史档案】“必胜”的失败----伪满洲国必胜储蓄票发行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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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目标的幻梦
“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逊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为扩大侵华战争，采取“以战养战”策略，利用各种野蛮手段，疯狂地搜刮民财。从1939年起，伪满洲国强行开展了所谓的“国民储蓄运动”，年储蓄目标额急剧增加：1939年为5亿元，1944年达到30亿元，到1945年猛增到6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预算额的46.20/0.6年间增长了11倍。
在强行开展储蓄的过程中，储蓄管理机构逐步升级。初期在伪满洲中央银行和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控制下，组织中央、省、市、县储蓄联络委员会，并没立储蓄实践委员会，策划开展国民储蓄运动，在伪满洲中央银行各级机构内设储金部，办理具体储蓄业务。
至1941年，为进一步加强对储蓄的控制，改由伪协和会直接领导，伪满洲中央银行予以协助。在主要城市组织成立以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中心，包括伪满洲兴业银行、伪兴农金库、伪商工金融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在内的国民储蓄金融机构委员会，各有关金融机构均从事摊派储蓄业务。并在各金融机构里组织储蓄献身队，胁迫群众参加。
从1942年开始，政府又强迫城镇居民、机关、企事业、团体等一律组成集体储蓄会，接受摊派任务；如完不成，就被视作违法，加以处罚。同年6月6日，伪满洲国又公布了《国民储蓄会法》，规定储蓄为义务制，把储蓄当作国民义务。到了1943年，伪满洲国政府更进一步实行各种紧急搜刮民财的强制办法，如硬性规定各省、市、县储蓄额，实行机关储蓄，出售不动产储蓄等等。
1944年，日伪已穷途末路，为挽救败局，又将储蓄领导机构改为伪满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总务厅，在总务厅内设储蓄奖励本部，领导储蓄运动，
必胜储蓄票的徒劳
为完成30亿元庞大数额的储蓄目标，伪满洲国政府又出笼了一种新的揽储措施：强制摊派“必胜储蓄票”。
1944年4月1日公布的《必胜储蓄票规则》规定：“凡买糖、茶、烟、酒，以及看影剧、下饭馆的，根据花钱多少都必须买一定的储蓄票。”伪满洲国经济部金融司与中央银行合编的《必胜储蓄票解说》则详细说明了发行必胜储蓄票的宗旨：“大东亚战争愈益接近决战阶段，增强战力，大幅度增加生产，乃是国家紧急要求。因此需要有效地供应大量资金……作为后方的国民，应排除万难，采取一切方法，务必努力完成……我们应从过去的各种储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要在新的储蓄方法上下功夫。应利用一切机会，使各种浮动购买力转为储蓄。必须有钞出钞，有力出力贡献于国家。”
在摊派必胜储蓄票过程中，伪满洲国政府以伪协和会为中心，利用报刊、影剧、集会、广播、广告、橱窗、纪念戳记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大肆进行宣传，各金融机构广泛散发蛊惑人心的宣传单，愚弄、欺骗人民，以达到广泛搜刮民财的目的。
这种储蓄票为竖式，分为1944年（康德十一年）和1945年（康德十二年）两种版别，面额有5角、l元、3元、5元、10元5种，票幅均为长10厘米、宽4.5厘米。两种版的票面图案稍有差异，上边均有向下俯冲的轰炸机群，下边有横冲直撞坦克；票券中间从上至下分别印有“满洲帝国政府”、“必胜储蓄票”和面额；面额下边钤有朱红“经济部大臣之印”，左右两边分别印有发行年份和有效期限；最下边印有“满洲帝国印刷厂印制”字样。除此之外，票券两侧用东北特产作物高梁作边饰。整个票券的图案和票券名称充满了武力镇压下殖民统治的血腥和恐怖气氛，也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票券背面印有中日两种文字的告示，内容是：
其一，“本票额面金额除得以之存入邮政局、银行、兴农金库、商工金融合作社充作必胜储蓄或交纳兴农会基金储金、大兴有奖储蓄、邮政生命保险及满洲生命株式会社保险费外不许以之作支付款项、偿还债务等用途”；
其二，“存入前项必胜储金，一笔限拾元以上，但混入现金、支票等亦可”；
其三，“本票之有效期间迄至康德十二年末止，如于有效期间内，不存储或交纳第一项储蓄时，即归无效”。然而，庞大的储蓄目标额随同日伪政权的覆灭而付诸东流，“必胜”只不过是日伪政权的幻梦，“必败”才是侵略者的最终结果。时至今日，必胜储蓄票还有一个最大的用途，那就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罪证警惕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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