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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天津金街老字号》，署本名。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和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和平区档案馆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刘氏父子与东莱银行 天津市和平路与承德道交口东北转角处，是市科委和市科协的办公楼。这所有着近八十年历史的优秀建筑，就是著名的东莱银行大楼。东莱银行创办人叫刘子山，因其长期在青岛活动，居津时长期处于隐居状态，故关于他和东莱银行的史料相对匮乏，笔者仅能据搜集所得勾勒大概。
刘子山青岛起家 刘子山本名碧云，字紫珊，又作子山，1880年生于山东掖县湾头村。他童年读过私塾，1894年赴青岛谋生，初为街头叫卖小贩，后给德国人当西崽（仆役），因好学上进，先后自修德语和日语。1908年，刘子山当上德国建筑师的翻译，同时代办建筑材料，开始了其创业生涯。1910年，独资开设永和福杂货行，经营草帽辫，代销德国货。1914年，买下德国人办的红石崖窑厂，扩建成福和永窑场，专制洋式红色砖瓦，因产品适销对路，获利颇丰。他还受聘德商礼和洋行，担任华方经理，经营颜料和花生贸易等，佣金极为可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刘子山又筹集资金进口大宗木材，不久战争爆发木材价格猛涨，他又狠赚了一笔。
刘子山生意虽然顺利，但真正发家，还是靠贩卖鸦片。最初是胶澳海关税务司赫德，找胶澳商会总理丁敬臣及董事苏臣、陈克廉、刘子山等，要他们集股做鸦片专卖生意。丁等因不熟业务且赚钱不多，不久即商议撤股，惟有刘表示，他两肩扛一口，穷光蛋一个，大家不干他干。于是刘子山独自承揽了鸦片买卖，在河北路设店经营，前柜批发后院零售，并附设烟馆招揽烟客。1914年11月，日本当局借口对德宣战占领青岛，1916年开设“扶桑官膏局”，走私批发鸦片烟膏等。刘子山利用懂日语的便利，又与日军搭上关系。双方协议规定：贩卖鸦片既批发也零售，且不限于青岛，凡可去之地都是贩卖范围；鸦片运输由日军包办。刘实际上成为日军的买办批发商，短短数年之内,就获利4200万元之巨，成为青岛臭名昭著的“烟土大王”。刘子山将巨额资金大量投入房地产业，一度拥有青岛市天津路、肥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等整条街道的房产，人送绰号“刘半城”。
1918年发起创办东莱银行，无疑是刘子山生平中最精彩的一笔。当年2 月1日，他与成兰圃（原青岛大清银行经理，1918年当选青岛总商会会长）、吕月塘三人集资20万元，以无限公司形式组建东莱银行，成任总经理，吕任经理，总行设于青岛。此后，又在济南、大连、天津、上海陆续设立分行或汇兑所等。1923年2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收足资本300万元，主要股东仍为刘子山，其余股款由该行职员和刘氏亲属认购。1924年，成兰圃因病出缺，董事会公推刘子山代理总经理。
东莱银行的设立，使刘子山的经营有了更为充裕的资金。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青岛独资开办东莱贸易行，经营进口业务；开办永利汽车行，经销美国产“Buick”牌汽车；1922年创办烟潍汽车运输公司，经营客货运输；1926年，与吴蔚如、赵叔馨、徐新六、钱新之等发起成立安平保险公司。此外，他还在青岛华新纱厂、青岛电业公司、博山煤矿等企业投资，担任董事等职务。
随着财富的积累，刘子山开始深刻反思和忏悔贩卖鸦片的经历，大范围涉足各种公益事业。他捐款兴办济南孤儿院，投资兴建山东大学；捐款20万元疏浚小清河，出资50万元修筑烟潍公路；捐款20万元兴办东莱中学，把莱阳路楼房及对面空地赠给青岛女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他因惧怕追究，还将太平路一幢楼送给了国民党市党部。
1937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刘子山避居天津法租界，拒绝与日伪合作。他派长子刘少山赶赴上海，召集东莱银行同人传达其指示：“国难时期，宜闭关自守，紧缩业务。本人自愿不再提取股息，以维同人生计。”此后，刘子山以体衰多病，将东莱银行业务交由刘少山管理。1948年春，刘子山从天津到上海就医，同年10月12日因心脏病发作辞世。
刘子山在青岛住过的豪宅（今浙江路9号）至今保存完好，已被公布为山东省历史优秀建筑。
东莱银行在天津 东莱银行1918年在青岛创办，转年即在天津设立分行，行址设宫北信成里。1919年3月1日，东莱银行天津分行正式营业，主要办理联行汇兑业务，高樾栽任经理。1921年迁址宫北大狮子胡同，汇兑业务外又兼营存放款。
1923年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改聘史润生为天津分行经理，并拨给津行营运基金60万元。1925年，天津分行再迁至法租界二十一号路（今和平路）。1926年2月，为便于开展业务，东莱银行总管理处移至天津，津行成为总行，青岛改设分行。同年5月史润生病故，副经理李华（号秋岩）任津行代经理。1927年，薛秉琛（号赞庭）任津行经理。东莱银行总行移设天津，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当时天津金融业和工商业非常发达，金融市场十分广阔；二是东莱银行与盐商业务频繁，而各大盐商特别是长芦盐商，都在天津设有办事处，便利银钱往来。
东莱银行总行移津后，业务发展很是红火，很快成为华北著名财团之一。1930年，该行在法租界行址兴建新楼（即今和平路287号天津市科委办公地）。该楼由德国工程师贝伦特（Behrent）设计，三层混合结构，并带地下室和顶层塔楼。大楼主入口处柱式、外檐、塔楼等变化丰富，体现了浓郁的折衷主义意味。一层为营业大厅，中央有四根镶大理石圆柱，柱子周围为柜台，以营业大厅为中心，四围布置有经理室、办公室、接待室、候客室及来宾办事处等。二层设有总公事房、大会议厅、秘书室、饭厅、洗澡间、厕所及贮藏室等。三层主要是供职员休息的卧室和活动房等。
1932年是东莱银行业务的鼎盛时期，当年银行存款余额954万元，放款余额528万元，有价证券128万元，领用兑换券25万元。1932年3月，东莱银行召开第四届董事会，推选的组织架构如下：董事长刘子山，常务董事徐青甫、吴蔚如，董事刘星山、吴蔚如、常勉斋、徐泽山、徐青甫、刘文山、刘子山，监察人刘锡三、刘占洪，总经理徐青甫兼，协理吴蔚如兼。
徐青甫（1879—1961）是著名银行家，宁波北仑人。他早年浮沉于商政两界，1927年返回故里，专事读书著述。1932年复出经商，任东莱银行职。1934年为浙江省民政厅长，并一度代理省主席。1949年后为浙江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吴蔚如，1926年与刘子山等发起成立安平保险公司，1933年任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常勉斋，曾在济南《大民主报》任职。刘锡三（1896—1982）即著名的盛锡福帽庄创始人，与刘子山同村同族，在津创业时曾得到东莱银行贷款支持等。至于刘星山、徐泽山、刘文山、刘占洪四人，笔者未查出其生平蛛丝马迹，估计多是刘子山亲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益吃紧，东莱银行的业务也逐渐受到影响。继1932年达到高峰后，1933年该行营业急速下滑，趋于半停滞状态。同年3月，徐青甫辞职，吴蔚如继任总经理。9月，东莱银行总行移上海，天津仍设为分行。抗战胜利后，津行经理薛秉琛升任总行协理。1946年7月刘世揆（号筱岩）受聘津行经理，同时总行增拨津行营运基金600万元。
1949年9月，东莱银行总行增资为旧人民币2.4亿元，天津分行亦增资为旧人民币2400万元。1951年10月1日，东莱银行总行在上海加入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同年11月，东莱银行天津分行与中国垦业银行、天津中孚银行在天津组成联营集团（简称“新三集团”），加入金融业第十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12月15日，天津四个联营集团的18家银行再次合并，成立中国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至此东莱银行走完了其在天津的全部历程。
刘少山捐赠善本 刘子山1948年去世后，房地产由子女分散经营，各设帐房。其长子刘少山，则继承了东莱银行。一年后全国宣告解放，东莱银行逐渐汇入社会主义改造潮流。中国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后，刘少山曾任副经理，1978年去世。历史留给刘少山的时间太短，使他没能在金融和实业领域一展身手，但其古籍善本收藏，却成就了一段书林佳话。以藏书家身份名留后世，这恐怕是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刘少山虽然时代晚近，但对其经历我们仍只了解大概。他早年读书，有学历，喜收藏。1949年前寓居天津期间，刘少山以资金为后盾，很快积累起数量相当可观的古籍珍本，成为当时著名藏书家，与周叔弢等交往频繁。关于刘少山藏书的故实，最为人称道的即购藏和捐赠海源阁藏书。
1927年起，海源阁第四代传人杨敬夫，为避免兵乱损失，陆续将海源阁珍本移存天津。旋因旅居耗产和日人觊觎，他被迫陆续出售藏书。除潘复等组织的“存海学社”保藏92种外，其他小规模卖出者多被天津藏家获得，其中秘售给刘少山的计26种，这里面包括两种宋刻孤本《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为保藏好这批珍本，刘少山对外秘而不宣，连亲属也不甚知情。据说其妻兄耳闻后，曾写信至天津要求一观，然刘矢口否认。后来他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展转播迁，但26种海源阁珍本一直妥善保管。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山有意将收藏的珍本图书捐给国家。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与刘少山多次书信往来联系捐赠事宜。郑在信中曾委婉提及《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其意怕刘少山舍不得捐出。据说刘看信后大笑，说郑局长真内行也。1952年，刘少山将包括《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在内的26种、427册珍本图书捐赠给国家，存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化部特颁发奖状并附善本图书收据一份，对刘的行为予以褒扬。
1953年，宋本《楚辞集注》影印出版，郑振铎专门为影印本写了跋，称其是“朱熹这部书的今存的最早的最完备的刊本，而且也是最后的一个定本”，“这部仅存于世的朱鉴刻本，为山东聊城海源阁旧藏，为后来东莱刘氏所得。去年，因刘少山先生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今年是屈原逝世的二千二百三十年。我们籍此机会，把这部最古的最完备的《楚辞集注》定本，影印出来，作为对于屈原这位古代伟大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的一个纪念”。
《楚辞集注》的故事到此还未完结。1972年，中日关系开始破冰。当年9月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后，特将影印本《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给尊贵客人。田中角荣很感荣幸，为让陪同访华者都能一睹此书，他回国后将书交读卖新闻社进行了复制。1973年，中国外交部收到读卖新闻社回赠给毛泽东的《楚辞集注》。因此在毛泽东藏书中，不仅有中国影印本《楚辞集注》，还有日本复制本《楚辞集注》，此书也由此闻名世界。
2008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刘少山收藏过的《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都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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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2 09: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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