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行家档案】民国交通银行——钱新之

龙武生

钱新之（1885—1958）

　　名永铭，字新之，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出生于上海。

　　早年在育才学堂读书， 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经学。1903年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学习财经及银行学。宣统元年(1909)回国后，曾在南京高等商业学校任教。辛亥革命后，在上海都督府财政部任事。1912年，被派往北京参加接收农工商部，任会计课长。 后回上海，与友人组织中华捷运公司，任经理。1916年起出任交通银行北京总行秘书，1917年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1919年任经理。1920年，时年35岁，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2年6月，钱新之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积极整顿行务，决定军政借款一概婉却。同时，紧缩机构，节约开支。1923年，业务好转，反亏为盈。1925年5月离职交通银行，担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

为筹措经费

    1927 年春，蒋介石背叛革命。江浙财团在上海成立“商业联合会”，钱新之任常务委员，为蒋介石筹措经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被任命为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主持全面工作。后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会主席，与人合办杭州电力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1931年至1932年，钱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 1934年出任上海地方维持会副会长。1935年赴日本考察经济，进行“睦交、通商”活动。西安事变时，与杜月笙等急电张学良，“愿赴陕以身为质”，营救蒋介石。抗战爆发，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沦陷后，在香港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和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1938年，被国民政府聘为参政员，接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理职。1942年3月，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任常务董事。

抗日战争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职务。1947 年曾为国民党政府国大代表，被任命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与杜月笙筹组复兴航业公司，任董事长。又追随杜月笙组织“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妄图迎接美军进驻上海，实现上海“国际化”。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钱去香港，后定居台湾，新中国成立后，经整顿的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然保留了他的董事席位，但他终于未回大陆，1958 年在台湾去世。

龙武生

摘于作者王瑞芳的《中华民国史》有关钱新之的事迹：
       1917年初，新上任的交通银 行经理曹汝霖，与日本西原正式议定第一次以500万日元为交通银行借款。有了这笔数额不小的借款，曹决定首先恢复上海分行兑换业务，将重整交通银行的突破 口选择在上海分行。1918年钱新之经张謇介绍，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以后几年间，钱新之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管理得井然有序，并掌握了交通银行 总行的实权，继而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巨头之一，对近代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8年8月，钱新之与金融界著名人士张嘉璈、陈光甫、李铭等发起成立了上海银行公会，创立《银行周报》，以沟通金融信息，指导银行业务。1920年，钱新之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接着，又由上海公会发起组织了全国银行联合会，钱新之作为年轻的金融家，开始为同行们所知晓。
　 　1922年5月，针对北京政府拟合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计划，银行联合会一致决议交行不与中行合并，并成立了张謇为总理的董事会。接着，钱新之赶赴京 津两地，遍访各方，陈述两行合并的弊端，取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终于使中行和交行未能合并。6月，交通银行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第一届董事会，公推张謇 为总理，钱新之升任总行协理。
　　钱新之上任后，对交通银行进行了彻底整顿。他对交通银行的整顿，首先集中在“发行独立， 准备公开”上。他将发行业务从其他业务中独立出来，将交行在全国的分支行划为上海、天津、汉口、奉天、哈尔滨5个区域，每区设一个发行总库，直属于总管理 处，专门办理钞票发行业务。各区内之分支银行需用钞票时均向就近总库领取。领取钞券时，必须缴纳六成现金、四成有价证券，以保证充分的现金准备。同时，钱 新之按期公布发行准备情况，接受公众监督，以取信于社会，以赢得人们对交通银行信用信任。
　　为了取信于社会，增加交通银行的信用，在资金仍很困难的情况下，钱新之果断地决定及早归还交行的对外欠款。仅1923—1924年间，就偿还了过去积欠的各种债务363万元，极大地提高了交行的信誉，为交行业务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使奄奄一息的交行恢复了生机。到1925年1月，钞票发行额已高达4528万元，超过了该行历史最高记录，比钱新之刚主持行务时 增加了近一倍，标志着交行的信贷实力大大增强。而全行业务开支，从l 921年的256万元减少到1 924.年185万元。
　　1925年1月，原被通缉流亡日本的前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士诒，在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支持下重返北京，主持财政善后委员会。梁士诒卷土重来后，钱新之被迫愤然离职。
　　在近代中国金融界，除了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行外，有影响的银行集团是“北四行”和“南三行”。北四行，是指胡笔江主持的中南银行、吴鼎昌主持的盐业银行、周作民主持的金城银行和谈荔孙主持的大陆银行。这四家银行在北方的京津地区实力雄厚。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以求互为支援，共同发展，1922年，北四行联合成立“四行准备库”，接着又成立.“四行储蓄会"，成为北四行共同的金融机构。由于 吴鼎昌、胡笔江等人在上海金融界声望相对较弱，为此，“北四行”在南方金融中心——上海的业务进展较为缓慢，迫切需要一位在上海金融界有声望的人来开拓北 四行的业务。吴鼎昌得知钱新之被排挤出交通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聘请他担任四行储蓄会协理，实际负责该会的业务。
　　 1926年初，正式就任四行储蓄会协理的钱新之，开始将自己经营交通银行时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运用到四行准备库的管理上。该会拥有钞票发行权， 钱新之便采用“发行独立，准备公开”的原则，特聘外国会计师定期检查钞票发行情况，并将发行准备检查报告每周刊登在《银行周报》及上海各大报纸上，以昭信 实，接受社会监督。这一措施果然奏效，四行钞票信誉的提高，直接带来了钞票发行额的迅速增长。1925年时，四行准备库钞票发行额仅1451万元，仅仅过 了10年，到1935年就达到7228万元，增加了近5倍，它在全国重要银行钞票发行额中所占比例也从1925年的7.1%，增加到1935年的1 2.3%。钱新之在交通银行采取的措施，也同样在“北四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了在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树立超强实力的形象，吸引大批游资存款，必须投资自建大厦。为此，他决定建立上海国际饭店，于1932年破土动工，到1934一年建成，地面高达22层，地下也有2层，号称远东第一楼。
　　在建筑大厦过程中，四行储蓄会乘机发行钞票并吸收存款，以之投资于大厦的建设中。国际饭店的建成，极大地获取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人们纷纷将散闲游资存在四行储蓄会，从而使北四行存款激增，由1 925年的952万元，猛增到1935年的2278万元。
　　1926年北伐军进占两湖之后，吴鼎昌认为钱新之是与蒋介石联系的最佳人选。钱新之在辛亥革命时便与陈其美、蒋介石、黄郛相识，与陈其美及其弟陈其采很有交谊，而吴兴陈家与蒋介石一向往来密切。所以，吴鼎昌将与蒋介石联系的重大使命交给了钱新之。
　 　钱新之携带由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准备的40万元现款，乘英商共和轮秘密赴汉口。蒋介石随后派亲信黄郛和北伐军司令部军政署长徐桴秘密赴上海，与钱新之、 陈光甫等金融家联络。钱新之再次充当了江浙财团与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以钱新之、陈光甫为代表的江浙财团，为了建立与蒋介石的联系，在当时上海金融界普遍 支持孙传芳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借给蒋介石50万元作为军费。这笔借款数目虽然不大，但意义十分重大。
　　1927年2月， 北伐军光复杭州，钱新之被内定为浙江财务委员会委员：从他的安全考虑，蒋介石特别训示，在上海光复前，钱新之的名字不得在报纸上发表。等蒋介石到达上海 后，员会委员;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立即任命钱新之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蒋介石又委任他担任财政部次长，主持部务。随后，钱新之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中 央银行理事，并一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钱新之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上的互相利用，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从此，钱新之成为张群、黄郛为代表的新政 学系的重要成员。
　　自1925年被梁士诒排挤出交通银行，钱新之就从未放弃卷土重来的打算。1927年政治赌博的胜利， 为他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种雄厚的政治资本，很快便转化成金融资本，使他成为金融界的风云人物。l 938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遇难后，钱新之因有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两大家族的政治背景，终于如其所愿担任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重掌实权。
　　钱新之上任后，充分发挥交通银行被国民政府指定为发展实业的“特许银行”的特权，竭力开拓业务，为发展大后方工商业出力，资助了昆明裕滇纱厂、长江裕新纺织公司、贵州实业公司等大后方重要企业，并创立了生产中型纱厂机械设备的经纬纺织机器公司。
　 　也正依靠在政治赌博中积累的政治资本，1946年1月，钱新之奉蒋介石之命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随后，他不仅担任了 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多家公司和《新闻报》董事长，而且兼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和新成立的“联合银行储蓄信托银行”董事长，成为中国金融界、企业 界和文教界的名流。
　　钱新之在金融界获得巨大成功后，也开始涉足工商界。他依靠自己与蒋介石的非同寻常的关系，使中兴公司死里逃生。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省枣庄地区，早在1880年由李鸿章创建。民国以后，北京政府交通系要员多投资于此，遂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煤矿。它采取近代化的机器采 煤和铁路运输，产品运销长江下游地区，远及日本、菲律宾等国。到1925年时，该公司资本总额为750万元，资产总值超过1000万元，年产煤炭82万 吨。1928年2月，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时，国民党军队占领枣庄后，以中兴公司有北京政府官僚股份为借口，将其作为“逆产”没收。这一举动，使由北京 政府一批官僚所组成的中兴公司大股东们损失惨重，他们审时度势，便延请钱新之到蒋介石面前代为说情。1928年底，钱新之致电蒋介石，力陈中兴公司财产完 全充公不合情理，请求蒋介石下令将该矿事务仍交该公司自行经营。蒋介石收回成命，归还了中兴公司。股东们决定依靠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江浙财团来振兴该公 司，为此，中兴公司改组了董事会，将钱新之、周作民、叶景葵等人增选为董事，由钱新之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负责振兴公司业务。
　 　钱新之认为，中兴公司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关键点却在于运输问题，只要运输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于是，他上任伊始，以运输问题为突破口， 大刀阔斧地致力于振兴中兴公司的新事业。为了降低成本，压缩运输费用，钱新之与津浦铁路局签订了互换利益合同，由中兴公司每年廉价售煤15万吨给津浦铁 路，津浦铁路局则廉价代中兴公司运输煤炭。本来由枣庄到浦El每吨煤运价为9元，而中兴公司只须每吨2.2元即司，每年中兴公司通过津浦铁路外运煤炭数十 万吨，仅此一项便减少运费数百万元，为中兴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1 933年后，钱新之又与陇海铁路局签订合同，垫款150万元，修建了枣庄矿区与陇海路相连的台赵支路及连云港码头，使煤炭可以直接由矿区运到在连云港海岸 的轮船，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运输速度。同时，他又决定投资150万元购买7艘轮船，成立中兴轮船公司，专门负责从水路运输煤炭到销售市场。接着他 又投资75万元在浦口建设厂栈码头，投资40万元购置上海浦东白莲泾煤栈码头，控制了浦口和上海两个重要的煤炭码头。正是采取了这些果断的措施，钱新之基 本解决了中兴公司的运输困难，并大大降低了煤炭产销成本，为复兴中兴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新之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 影响，积极活动，四处奔波，为中兴公司争取到了500万元的银行贷款。他利用这笔庞大的资金，添置新型机械设备，努力改造原有设备，他果断决定封闭以往用 土法生产的小煤井，着力于机械化开采。1934年2月，他筹集巨资建设的第三大井投产，使煤矿产量大幅度提高，开采成本骤减。为了让工人努力生产，他还将 先进的近代化经营管理方法引入公司，采用了效率奖金制度，规定采煤工人每班标准定额，超过定额者立即发给奖金。这一制度，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煤 矿生产效率。
　　随后钱新之又抓住了另外一个关键环节——开拓煤炭市场。他要求公司上下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取信于社会以争 取更多客户。有着敏锐政治洞察力的钱新之，充分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其他民族资本家联合，呼吁国民政府抵制外国煤炭进口，救济民族 煤矿业。他们的呼吁再次被南京国民政府采纳，1933年，国民政府提高了外国进口煤炭的进口税，从原来的每吨1.6元增到3.4元。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 极大地保护了民族煤矿业的发展，中兴煤矿公司成为直接的获益者，长江下游一带基本成为中兴煤炭的畅销地。
　　在钱新之的经营之下，中兴公司在运输、生产、销售等方面焕然一新。
　　短短数年之间，一个濒临破产的老牌企业，便焕发了生机。到1936年，中兴公司产量达到173万吨，全年净盈利446万元，成为闻名全国的煤矿企业。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钱新之也在为自己寻找退路。他秘密将四行储蓄会所存的大批公债、外汇、证券、黄金、白银押送到香港。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钱新之前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顿的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然保留了钱新之的董事席位，但钱终于没有回归大陆。 1950年，他致函金城银行董事会，辞去董事长职务，随后又迁往台湾定居。1958年6月19日，钱新之在台北去世，终年73岁。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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