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行家档案】民国中国银行——贝祖诒

龙武生

中国银行副总经理（1937.12－1949）
一、投身中国银行
       贝祖诒，字淞孙，江苏吴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贝家为吴县商业世家，富甲一方，贝祖诒自幼受其家庭的影响，对经济商业事务有着较多的兴趣。少年时代的贝祖诒，在乡读私塾，接受的是传统教育。1903年，正当清政府预备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发展新式教育之时，贝祖诒前往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都市、经济商业的中心上海，入澄衷中学学习。1907年，自澄衷中学毕业后，考入家乡苏州东吴大学中学部，进入高中阶段的学习。1911年毕业后，又进入河北唐山路矿学堂学习了二年。这样，贝祖诒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现代教育，为他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3年，贝祖诒重回他曾读过书的上海，担任著名的汉冶萍煤铁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会计。1914年3月，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担任司帐，开始了他与中国银行数十年的不解之缘。贝祖诒到中国银行工作以后，勤于职守，努力钻研业务，很快即成为一名业务中坚。1915年，贝祖诒调入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广东属于粤方言区，不会当地的语言，显然将影响到工作的进行，而对于一口吴侬软语的贝祖诒而言，粤语在相当程度上无异于“外语”。但是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更好地与当地人打交道，贝祖诒一到广东，就努力学习粤语，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一口较为地道的广东官话，其敬业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也是他能够在广东和香港任上连续任职十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贝祖诒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主任期间，他在两件事的处理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一是当时因清末滥发的纸币充斥各省，币值混乱现象严重。中国银行广东分行以自己发行的纸币，收回泛滥于市的滥币，贝祖诒参与其间，积极肯干，成绩尤为显著；二是广东为著名侨乡，侨资很多。贝祖诒根据当地的特点，积极开展侨汇业务，使广东分行的侨汇业务，成为整个中国银行国际收支项目中之一笔重要收入。因为他的工作业绩，他到广东工作不过一年有余，即于1916年9月升任为中行广东分行副经理，后又任代理经理。
       1918年，贝祖诒前往香港，筹建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1919年2月，中行香港支行改为分行，贝祖诒担任经理直至1927年，成为中行香港分行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香港分行经理任上，最大的成绩是扩充了国外汇兑业务。当时，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泰国）、菲律宾、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华侨辛勤劳作的收入需要汇回国内。为了争取这一部分客源，香港分行率先改变服务形象，改革取款汇兑手续和方法。同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同意凡属不能签字者，准其画“十”字为证；凡侨胞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批局转解。由于香港分行改良服务，博得侨胞的口碑，于是，更多的侨汇源源不断地经此转汇国内，香港分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大量外汇资金，获利丰厚，成绩显著，并因此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1924年3月，贝祖诒因“经营有方，扩充国外汇兑增利不浅”，受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表彰，并“从优加薪”。对贝祖诒的才能，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多年的张嘉璈尤为欣赏。
二、支持国民革命事业
       贝祖诒在广东和香港任职期间，正值孙中山南下护法，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相抗衡。贝祖诒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并与孙中山南方政府中的财政要员宋子文等保持着较好的私谊。
       1923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军队击败陈炯明的部队，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继续革命事业。同年12月20日，孙中山下手令给中国银行广州支行，将广东盐务稽核分所前存税款11万元交给分所所长宋子文，并由陈友仁出面向会计主任索款。广州支行从中行一贯的财务制度出发，拒绝提付。双方关系恶化，大元帅府一度下令通缉广州支行行长。直到1924年8月1日，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广东中央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派福建中行副行长舒石文和总管理处张宗英出面，向宋子文等进行疏通，双方关系才得以缓和。
       宋子文担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后，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缺乏准备金而滥发的纸币毫无信用，造成兑现竭蹶、通货膨胀、罗掘俱穷的现象。宋子文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提高广州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曾咨请广东省政府出示布告：“凡一切交易款项出入，对于广州中央银行纸币应一律通用，并随时持向该行及兑换所兑换，现已设兑换所两处，并委托八家银号为代兑机关。”为了筹备充足的现金，防止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宋子文派人至香港，向贝祖诒拆借部分现金。贝祖诒不敢擅自做主，秘密电告北京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请示。张嘉璈密嘱贝祖诒前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帮助广州中央银行整理纸币，并藉此机会联络感情。
       贝祖诒与宋子文见面后，宋子文向贝祖诒提出借款200万元，贝祖诒答复说：“二百万元不是个小数字，我做不了主。这样，我先借给你五十万元先用，待请示总行张副总裁嘉璈同意后，再续借。”宋子文见贝祖诒是个爽快人，彼此有较好的印象，双方很快便由业务关系转为朋友关系，贝也因此而在以后成为宋的亲信干才之一。广州中央银行得到这笔现金后，作为准备金，用以整理金融，其发行的纸币才逐渐得以流通。在香港中行的支持下，广州政府有了经济基础，部队有了饷源，才得以统一两广，并为出兵北伐打下了基础。对此，宋子文心中自然有数。1926年7月，当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兵北伐时，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电令出发各部队：“我军达到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表示了对中国银行的扶助与支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当时，国民政府初建，所辖地域有限，经济来源不多，筹备各项用款尚很困难。蒋介石恣意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是个职业经理人，一切照章办事，不合蒋介石的心意，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中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宋经理对于总司令部军需处借款事，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引起双方不快。诚恐此后应付新政府人物，难免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我颇有调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任沪行副经理，协助宋氏之意。会宋经理忽患神经衰弱重疾，极需静养，自专任常务董事，因调贝祖诒继任。”1927年7月，贝祖诒调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并在这一中国银行最重要分行的负责岗位上坐了18年。
       贝祖诒上任后，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了和谐的关系，尤其在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上海分行更是鼎立支持。自1927年4月至1928年6月，在14个月之内，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国库券与公债13600万元，均由银行界先行垫款，然后再发售，其中以中行上海分行所占比例最大，贝祖诒对于国民政府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努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并将中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1928年11月17日，中国银行第十一届股东会在上海召开，600多名股东到会，会议选出商股董事12人，贝祖诒首次成为董事。会后，贝祖诒出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同时兼上海分行经理。
       中国银行的性质改变之后，国际汇兑成为其主要业务，这对行员的业务能力与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业务人员必须了解国外大银行、大商家进行交易的一切合乎欧美通行的手续和程序，还必须具备与国家债权、债务有关的国际私法、各国民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以及当地的商业习惯等知识。为此，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张嘉璈专程去欧美国家进行考察，目的是“建立一足以与欧美银行抗衡之国外汇兑部”并“物色专家延聘来华担任中行顾问，重新组织管理，推广业务。”经德国五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特银行总经理高尔德施密特推荐，该行外汇部副部长罗德瓦尔德被聘为中行国际汇兑部业务顾问，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内部改组，成立国外部及指导国际汇兑工作的实施工作。
       1930年3月，罗德瓦尔德来到上海。他与中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总管理处专员陈长桐等共同负责筹设中行国外部，所有该部管理章则、业务手续，均由罗德瓦尔德制定。国外部的职能主要有二：一、掌管全行国外业务；二、审定国内外分支行的国外业务。国外部下设三课：业务课、管理课、会计课。“该部在国内银行界既属首创，而规则完备，人手整齐，此后同业之经营外汇业务者，咸视为楷模，多所取法。”
       张嘉璈令中行上海分行就现存之国外资金及债票中拨出外币，合规元500万两，作为国外部的资金。当时，国际市场上银价正在下跌，对于中行筹措外汇资金相当困难。如果以银圆兑换金币，所得外汇之数，势必大为减少；而用银圆兑换金币后，如遇银价回升，则中行亦必受损失。张嘉璈踌躇再三，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贝祖诒分析国内外金融经济现状后提出：购买中国政府在国外发行的外币公债，作为外汇资金。因为中国社会动荡，政治不宁，信用薄弱，此项公债价格已落至最低点，观察市面，已无可再跌。他因此建议购买外币公债，如果将来价格上扬，行方不但可以获利，而且可以抵消银价回涨之风险。张嘉璈接受了贝祖诒的意见，决定收购外币公债，1930年约合金币150万镑，1931年约合160万镑。与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相比，中国银行所持外币数量最多。这种外币证券均存于伦敦银行，可以随时提供向外国代理银行作融通资金之担保，从而缓解了中行外汇资金不足的困难。
       国外部的汇兑业务，对贝祖诒来说，并不陌生。他与罗德瓦尔德相互配合，在外国银行垄断的情势下，争取国际汇兑业务，赚取外汇。中国银行的国际汇兑业务，过去一向委托日本东京第一银行为国外代理店。中行早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设立分行的申请，但日本政府认为，中行是国家银行，不得在日本设立分行。中国银行改成专门的国际汇兑银行以后，上述理由已不存在，因此中行复向日本提出设立分行之交涉，并通过正金银行进行斡旋。日本大藏省最后终于同意，准许中国银行在大阪设立分行，在神户设立办事处。与此同时，中行相继在海外设立分行多处，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开。1931年底，中国银行实行新的组织大纲，贝祖诒身兼国外部与信托部经理，成为中行的重要负责干部之一。
三、事业爱情两得意
       1931年的夏季，贝祖诒以考察欧美银行之名义，到了欧洲。在伦敦泰晤士河畔，恰遇18岁的妍丽少女蒋爱玲。当时难得在异国他乡遇到中国人，何况两人一开口交谈，皆为吴侬软语，原来两人还是同乡，便有说不完的话，遂结伴同游。贝祖诒年近不惑，正断弦待续，当即坠入情网。蒋爱玲开学在即，正准备返回法国。贝祖诒拿出金融家的作风，立即跟踪追击，赶到巴黎，向蒋爱玲求婚。蒋毫无思想准备，再加上两人年龄悬殊，犹豫不决。
       原来，蒋爱玲的父亲蒋履福是个外交官。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蒋履福为中国驻意大利代办，同年6月，蒋履福偕家眷到任。途次法国巴黎时，将女公子蒋爱玲（原名士云）留在当地，在一所天主教修女主持的女子中学读书。在学校放长假的日子里，蒋爱玲便赴欧洲各地旅游，结果在伦敦邂逅贝祖诒。爱玲的姐夫唐在均，时为中国驻德国汉堡领事，闻讯后，夫妇两人赶赴巴黎，但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决定请蒋履福前来定夺。或许是蒋履福与贝祖诒有缘，见面后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许婚。贝祖诒与蒋爱玲的婚礼，遂在中国驻法国公使馆举行。婚后不久，新婚夫妇回到上海。
       20世纪30年代中期，贝祖诒积极参与、推动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中国向来以白银为货币，所有的银两由民间自由熔铸，重量与成色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换算比率都没有统一规定。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并垄断金融，必须统一货币的发行权，而要实行货币的统一发行，则必须实行废两改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银行为了自身业务的发展，也一直催促政府实行废两改元政策。1932年7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钱币司司长徐堪分别到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讨论废两改元问题，贝祖诒以中国银行代表身份参加。同时，宋子文组织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国银行贝祖诒和外商银行代表及专家组成。该研究会的英国专家穆叔脱认为：中国近期实行废两改元的时机不成熟，须待10年或20年之后，等到新银币准备充足才能实行。贝祖诒则就立即实行废两改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并批评了穆叔脱的观点。以此同时，贝祖诒还对外国银行和一部分钱业界代表，怀疑实行废两改元后，可能滥铸银元和滥发纸币，并担心银元供不应求等等顾虑，一一进行了解释。贝祖诒代表中国银行声明：中行对发行纸币准备进行公开检查，决不滥发纸币；而且库存银元充足，随时可供应市面。
       币制改革的关键是需要货币汇价稳定，而汇价稳定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汇兑基金。1934年秋，贝祖诒和李铭在上海与英商汇丰银行磋商，希望得到汇丰银行的借款或贷款，藉此来支持银本位的市场。汇丰银行经理也希望借款成功，使中国能够保持自由银本位，但是因借款须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而英国财政部对此不抱信心，借款谈判暂时停顿下来。之后，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曾向美国提出贷款，并打算将银本位改变成与美元联系的新币制，但也遭到美国国务院的拒绝。国民政府在借款不成，售银有限的情况下，迫于国内金融形势，决定独立进行货币改革，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对法币与英镑的联系深感不安，遂提出以法币与美元挂钩等条件，收购中国的白银，以增加法币的外汇基金。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的外汇基金只有3000万美元，实行法币政策以后，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增加了外汇基金。法币与英镑、美元实行固定汇率，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使法币对外汇价基本趋于稳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根据财政部指示，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往南京，同时在香港和汉口设置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和驻汉办事处，国外部及信托部随同总行驻港办事处一并移设香港，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港办公。按照中行章程原规定：中行只设总经理一人。随着战争继续，行务日趋繁重。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1938年4月，中行决定增设副总经理一人，聘请贝祖诒充任，同时仍兼任上海分行经理。国民政府为了大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推进小额储蓄，决定扩大储蓄网点。宋汉章和贝祖诒从香港致函各分行经理，要求从速着手筹备，积极进行，并于1941年4月制定了《中国银行筹设简易储蓄处办法纲要》，规定各分支行处，应选择相当地区，呈准总处筹设。到是年年底，中行新设简易储蓄处64处。此项措施对抗战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回重庆。1944年，贝祖诒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布赖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
四、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宋子文已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他上任后即着手在关键的经济部门安插自己的人马，作为宋的亲信，贝祖诒于1946年2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
       战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复兴重建的艰巨任务，宋子文衡量形势，决定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同时决定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为基础，以官定价格通过上海黄金市场买卖，借此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吸取民间游资，稳定通货，并给金融开放政策以有力支撑。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的决议。3月1日，贝祖诒到央行走马上任。3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实施《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进出口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将法币外汇定价定为1美元合法币2020元，指定中外27家银行及少数行号经营外汇买卖。贝祖诒自称：“奉命主持国行，接事后始知其任务之艰巨。查国行之使命为维持市面金融，稳定物价，供应军需，协助建国。国行能完成此种使命，方克为银行之银行。但建国大计须由政治军事经济各方协力合作方能奏功，而银行在经济方面实属于最重要之地位。”他表示：“国中两行关系至为密切。两行同人本此，自应一心一德，同心协力，互相合作”；“本人在国行任务既重，自不能同时兼任两行事务，故暂离中行，但此并非谓即置中行于不顾”；“两行业务互有关联，事实上难以分开”；“同时两行务须随时配合，互相切磋，以共负此建国之重要使命。”
       贝祖诒到央行后，基本上只管业务，不问政事，忙于处理买卖外汇和配售黄金事宜。他所用的班底，皆是从中国银行带过来的，如业务局长林凤苞、主管外汇业务的副局长邵增华、外汇审核处长林维英、副处长徐光达等，都是中国银行的业务主管。他们把持了央行的外汇业务，而且搞得很是神秘，使中央银行的老人，一概不能与闻其事。结果，大大增加了两部分人员之间的矛盾。贝祖诒在中国银行工作了30余年，他的业绩令宋子文大为欣赏，并为宋子文所信任，但他却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尤其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缺乏了解，只是简单地认为，有了宋子文作后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贝祖诒上任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处理汇率与黄金买卖问题上。中央银行制订了《黄金买卖细则》，规定每天由各金号银楼向央行申购黄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托几家指定金号随时抛售黄金，即暗售。通过这种方法，中央银行控制着市场黄金买卖的平衡。
       贝祖诒上任的最初几个月，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人民对和谈寄予很大的希望，外汇法定价格与黑市价格相差不多，外汇供应比较宽裕，加上黄金配售，中央银行拥有外汇资金约8亿多美元，黄金600万两，还有大量的敌伪产业以及美军剩余外资和联合国救济物资，可以随时运用，使外汇市场比较稳定。贝祖贻在答立法委员质询时曾直言不讳地认为，黄金政策一度取得的成功，“原因大部应归功政协会议之成功”，其后“情势大变，此一政策能否继续施行，实有详细加以考察必要。”到了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外汇市场形势逐步恶化，外货涌进，民族工业难于与之抗衡，濒于破产。经宋子文首肯，8月19日，贝祖诒将外汇汇率提高到法币3350元对1美元。这实际上是由于内战扩大，消耗激增，物价大幅上扬，外汇需要量大增的结果。贝祖诒无力应付，只得采取提高汇率一途。消息一出，国内外舆论大哗。是日下午，在中央银行会议室，贝祖诒在接见各报记者时，对记者们提出的不少问题难于回答，尴尬万分。好容易宣布散会时，他面对记者们长叹一声说：“我好苦哇！”
       外汇汇率第一次调整后，不但黑市外汇水涨船高，物价也跟着大幅度地上涨。宋子文、贝祖诒迫不得已，只有大量抛售黄金，最多时一天抛售10万两，以稳定黄金官定价格。1946年12月，售出黄金78万余两，1947年1月，售出黄金67万余两。电影《乌鸦与麻雀》中，人山人海“轧金子”的镜头，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宋子文、贝祖诒还修正了进出口贸易办法，企图减少外汇供应。然而，外汇供应越少，外汇黑市价格越高，套汇、逃汇之风愈烈。到1947年2月15日，中央银行因库存黄金接近枯竭，不得不宣布停售黄金。至此，中央银行在外汇方面净支出美金35420余万元，黄金350万两。2月16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外汇比价为1美元兑换12000元法币，宣告了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彻底失败。   
       上海黄金风潮爆发，导致经济危机，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宋子文因而成为众矢之的。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同时免去贝祖诒职务，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在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CC系又借机鼓动100余名中央委员临时动议，提出《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案》，提出：“抛售黄金政策，原意固在收回法币，乃负责主持之人，不但运用失宜，抑且有勾串商人操纵图利之嫌，亟应一面再促政府依法提付惩戒，一面转咨中央监察委员会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3月13日，与黄金风潮案有关的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兼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三人被捕。据监察委员调查称，央行出售黄金价格由同丰余等行号与央行对讲电话报告为准，行号指定则“任意决定，漫无标准，已属不当，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莲生一人介绍，则显然央行出售黄金事宜在市场方面故任詹莲生一人把持操纵，谓为官商勾结，实非过分。”4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配售黄金“舞弊嫌疑”案。林、杨两人均称“一切都是奉命办理”，詹莲生则称买卖黄金的金号和价格都是由局长和总裁决定，“我丝毫不能参加意见”。然而无论当事人怎么说，对这一震动全国的案件总要有所交代，最后，法院以判处林凤苞无罪，杨安仁有期徒刑8年，詹莲生有期徒刑4年而了结此案。对于贝祖诒，则以监察院等单位牵头，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结果提出弹劾贝祖诒等违法渎职案，并转司法行政部，发交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贝祖诒的老朋友张嘉璈为此特意找到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请其与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接洽，“勿再重生枝节”。后予以申诫处分了事。至于宋子文，虽然有不少人要求追究其责任，但有蒋介石维护，自然奈何不得，最后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贝祖诒自中央银行卸职后，回到中国银行，继续担任副总经理。1947年8月，陈光甫辞去中行常务董事职，由贝祖诒接替。1948年，贝祖诒任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前往美国，商谈有关争取美国援助问题，但没有结果。此后，贝祖诒定居美国，曾任美亚保险公司董事长、纽约斯泰公司顾问。1954年以前，中国银行仍为他保留了董事席位。1962年，贝祖诒出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1973年退休，结束了他的银行家活动，此后定居纽约。张嘉璈对贝祖诒曾有这样的评价：“贝为中国银行家，亦为国外汇兑与国际金融专家。一生为中国银行及国家财政金融服务达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国银行时间最久，计三十三年。中国银行国外汇兑业务之创办与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其地位之确立与业务之扩展，贝氏贡献甚大。中国币制于一九三五年改为法币及抗战期间法币之维持一切措施，贝氏参与协助，尤著功勋。”这是对贝祖诒为中国民族金融业所作贡献的中肯评价。
       1982年12月27日，贝祖诒在纽约逝世，终年89岁。  

丞子

学习 谢谢了 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