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即民国时期,农村流通的制钱,上面刻着“光绪通宝”四个字。制钱中间有个小孔,用绳子将1000个制钱串起来便是一贯,也有叫一吊的。人们出外购物时,将钱装在用粗布制作的口袋里,俗称钱搭子,背在肩上。 制钱本身存在着携带和交易不便的缺点,再加上阎锡山成立了铜元局,大量收购制钱,改铸铜元,所以制钱就逐渐消失了。 我小的时候,过新年要去邻居和亲戚家拜年,他们都要给我压岁钱。一般户给铜元一枚,富裕户给两枚。叩头挣回来的钱都为母亲收存,我无权支配。若逢村里庙会唱戏时,母亲会给我一个铜板买烧饼或一牙西瓜解馋。 当时在农村流通的另一种辅币是鸡蛋。旧社会农民生活贫困,妇女们要买点针线、油盐酱醋都没有钱,好在家家养鸡,一颗鸡蛋的售价相当于一个铜板,所以卖针线的货郎担子和杂货铺的老板都乐意接收鸡蛋。我上小学时要买麻纸写仿,经常是用鸡蛋购买的。鸡蛋也成为农村市场上的“流通券”。 那时大宗交易用的是银元,银元在农村是重要财宝,求之不易。我家是中农,我父亲积攒了两块银元,保存了数十年都舍不得花,直到1962年,我7岁的儿子放暑假回老家探亲,我父亲才将这两块银元作为传家宝给了他。大部分银元上面刻的是袁世凯的头像,俗称袁大头。少部分刻的是孙中山站像,还有少数刻的是光绪年号。按规定每块银元是七钱二分重,人们在交易时都要将银元敲敲、在耳朵上听听,看看是否纯银,还要在手上掂掂,看看是否够份量。按当时政府的规定,银元与省钞兑换是1∶1,但人们愿意收藏银元,黑市上的比价则是一元一角钞票换银元一枚。 我小的时候小学实行六年制,村里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要升高年级必须到县城上学。1936年,我离家进城读高小,母亲给了我两角钱的票子做零花钱。这两角钱在我身上装了很长时间也舍不得花。直到第二学期参加了篮球队,上场打球要将外衣脱掉,里面穿的中式背心观之不雅,才用它买了件纺织厂做的背心。 那时候的纸币繁杂多样,使人眼花瞭乱。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印发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所谓法币。山西也有阎锡山印发的四种货币,即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同时各县都设立有县银号,发行县银号的票子,在本县流通。此外县里的商号经县商会批准,也可以发行票子,在附近流通。我家有点存粮,有个姓安的朋友动员我父亲说,你孩子聪明,在学校考第一,家庭再困难也要供孩子上中学。上中学每年要花数十元钱,单靠种庄稼是供不起的,你投资上些粮食,咱们合伙开磨坊吧。我父亲遂拿了30石粮食作为股东,与姓安的合伙在县城办起了天德行磨坊。我见过天德生出的票子。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持有商号票子的客人要求兑换银元或其他钞票时,该商店必须兑换。 沁县商号发行的钞票也有叫贴字的,是石印的长方形,写着“壹仟文”或“两仟文”。票面中间留有空白的方格,商号发行票子时,在钞票中间的空白处盖上自家的图章,即可在市面流通。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经常发现有假的。因当时山西从事印刷业的以榆社人为多,故只要发现假票子,人们就会说是榆社人干的。我也见过一个贩卖布匹的商人,拿着河北省银行的钞票,据说是临近河北省的县城可以使用。 阎锡山是封建军阀,山西的土皇帝。他在山西滥发各种钞票,掠夺人民财富,发展阎氏集团官僚资本。单就省银行来说,阎锡山就三次用它坑害了山西的老百姓。 山西省银行于1919年开始发行钞票,至1930年共发行7500余万元。中原大战,阎锡山被蒋介石打败,逃往大连。阎逃走时,对山西省银行的票子应如何善后置于不顾,将省银行库存银元全部提走,供他安置部属和外逃使用,致使省钞发毛贬值,一元省钞跌至市值五分钱。市场上白洋一元可换省钞30元。后来阎锡山乘日军拟发动“九一八”事变之际,估计蒋介石无力他顾,潜回太原,再次在山西执政。他指令省银行发行新钞,以新换旧,一元新钞可兑换旧钞20元。省钞贬值,山西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其中以典当业损失最为严重。那时山西全省有典当行600余家,受省钞贬值影响关门的就有300多家。我村有个雇农叫张愣小,给地主家扛长工,每年赚工钱25元,数年积攒下80余元,舍不得花,用布包起来,怕老鼠咬坏、吊在房梁上,打算再攒些钱,买几亩地,自种自养。哪想到省钞贬值,80余元变成废纸,美好的希望落空,气得大病一场。 阎锡山指令省银行第二次发行货币时,怕老百姓不相信,在票面上印着“兑现券”三个字。加上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也都大量发行货币,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时止,山西四银行共发行新钞4500余万元。日军侵占太原后,阎锡山逃往晋西时,将省银行库存黄金银元都带走,再次对流散在人民手中的晋钞置之不顾,兑现券无现可兑,就自行消失,再次成为废纸。 阎锡山退到晋西后,1938年5月间因经费短缺,又令省银行第三次发行省钞。计有一元、五元票(人称二花脸)、十元票(大花脸)三种,派人用这种钞票到农村大肆收购粮食,促使物价暴涨,一石小麦由售价15元涨到300元。人民拒绝使用新省钞,阎锡山只好于1940年下令停止发行。 接着再说蒋介石的法币。蒋介石于1935年11月4日宣布中央银行等四行发行的票子为法币。由于滥发货币,致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蒋介石所在的南京,1948年一碗浇肉面卖到7500元,一根油条卖到500元。法币存在不下去了,蒋介石又于1948年换发金元券。初定发行金额是20亿元,并以金元券在全国强制收兑人民手中的金银和外币。规定金元券200元换黄金一两,三元金元券换白银一两,二元金元券换银元一枚。蒋介石用强制手段短期内搜刮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万两,银元230万枚,各种外币计数千万。金元券大量增发,由原来的20亿元达到1303046亿元,票面由10万、50万、100万升到500万,金元券滥发导致通货膨涨,促使物价猛涨。以1948年物价与1947年同期相比,物价涨了500万倍,最后达到1000万倍。 解放战争时期,我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将盘踞在长春的国民党郑洞国部队围困起来,城内粮食奇缺,郑洞国发行军用流通券,强制民间使用,市场上一袋高粱米的售价由500万元、1000万元,最后涨到2亿元。 顺便也谈谈伪币。七七事变后日军首先占领我平津及华北地区,在北京建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为了掠夺我国资源,日伪在北京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钞,在华北地区流通。票面上刻有孔子像,自称金票,但群众却叫它鬼票。开始我们对敌伪组织维持会和伪币都是采取坚决打击和取缔的态度,对维持会要摧垮,对伪币要禁用。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灵活态度,对村级维持会采用派人打入内部,实行两面政权,争取为我们办事,对伪币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禁止流通,但对敌占区则许可使用。我们也利用伪币购买我根据地所缺少的医疗器械、药品、通讯器材和办公用具等。根据地的一些产品经经济部门审核批准,如沁源的麻皮、左权的核桃等也可以向日伪地区推销,换取部分伪钞,以便到敌占区购货。 1938年,我在决死队第一纵队儿童队任工作员,归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的政委室领导。儿童队队长王可叫我和队员张吉祥到南沟村找薄一波政委,批给几个篮球和一台油印机,薄看了介绍信后即批给专署秘书主任刘济荪办理。刘济荪是个好管家,他给我俩讲篮球和油印机来之不易,要派人到敌人占据的平遥城内购买,咱们的上党票子到敌占区不能用,要拿上银元换成伪币,再通过关系进城去买。往回运时还要防备敌伪军警在路上盘查,通过平遥与沁源的交界处王和岭时,还要防备一股国民党散兵做了土匪的抢劫,需要派游击队掩护。你们了解情况后,就不会背后议论我小气了。 1944年,我在沁县武工队工作,一次闪电袭击敌人火车站时缴获了若干胜利品,其中有一提包内装着形状类似洗脸用的小力士香皂的东西,贴的商标是松竹梅,后经驻地一个大烟鬼指认,才知道是料面,名叫海洛因,是毒品。我立即向领导汇报,县城工部部长张子英知道后非常高兴,亲自来将料面取走。以后通过在敌伪警备队的关系换回了数箱步枪子弹,交给部队使用。据说料面在敌占区是抢手货,比伪币白洋、大烟土都吃香。 最后谈谈咱们人民的货币。抗战初期,我是决死队第一纵队的一名队员,最先看到咱们根据地印发钞票是由薄一波任专员的第三行政公署发行的上党票。1938年,上党银号在沁县郭村建立,发行的票子有一元、五元,辅币有一角、二角、伍角,还有十枚的铜元票。银行经理是牺盟会上党中心区秘书侯振亚,侯后来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上党票印制的当然不如省钞那样精致,但是是咱们根据地的票子,感到十分亲切。 1940年太行太岳冀南三区成立联合办事处,后又扩大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政府设立了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那时敌伪频繁扫荡,根据地相互联系困难,经济条件也不相同,故币值也有区别。就冀南票来讲,有太行版、太岳版之分,太行版的冀南票价值就比太岳版的高。抗战时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发行票子,有晋察冀边区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光华银行、河南中州银行、山东的北海银行,彼此间差距很大。如晋察冀票与冀南票兑换是10∶1,晋西北农民银行、光华银行与冀南票交换是20∶1,冀南票若与中州票兑换是2∶1,据说币值最高的是北海银行票子。 “四清”时,人民银行总行有一批干部在平遥搞“四清”,闲谈中,银行的同志们说他们总行行长南汉宸同志家中人口多,是总行的救济户。农民们想不通,背后议论行长还缺钱花。这是群众对我们高层领导廉洁自律作风认识不够而产生的一些误解。 1948年,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决战进入大反攻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在望,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石家庄建立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这是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从此,全国人民用上了信誉卓著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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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1 09: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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